解读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根在农村

作者:美高梅彩票-三农 / 农业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解决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逆流问题,极有现实意义。

解读普惠金融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及“普惠金融”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了“强化农村普惠金融”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这凸显了政府对普惠金融的重视:提升微型金融服务供给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发展普惠金融将是当前和今后中国金融..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需要政策性、商业性合作金融与社会企业性金融形成合力,可以考虑设立普惠金融基金。同时,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金融,最现实的就是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共同推动开展的1.97万个贫困村的资金互助项目和保本微利的公益型小额信贷组织。政府应给予不同程度的鼓励和支持,赋予这几种类型的组织合法地位和融资渠道,引导发展成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真正实现民有、民管和民享。

美高梅彩票,解读普惠金融

解决“钱怎么留在农村”问题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及“普惠金融”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了“强化农村普惠金融”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这凸显了政府对普惠金融的重视:提升微型金融服务供给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发展普惠金融将是当前和今后中国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提法,但不像这次这么明确,单列了出来。目前的现状是农村大量资金在流向城市,仍然留有80%的金融资源服务20%群体需求的非普惠金融的感觉。如何扭转这一趋势是当前面临的大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新提法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虽然大家对发展普惠金融的共识度较高,但对于如何发展普惠金融,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日前表示,“普惠金融需要建立有效的、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

规定银行贷款一定比例用于三农和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类似的政策、法规。中国下一步也应探索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来执行,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钱怎么留在农村”的问题。

金融机构仍是主力军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放在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构想中落实。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是普惠金融的根本所在。因为普惠金融就是支持弱势的金融,农村相比城市是弱势的,农业跟工业相比是弱势的,农民相比城里的多数人是弱势的。因此,农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所在地,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农民是主要的群体。

“尽管普惠金融在理念上是完美的,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由于存在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等现实困难,发展普惠金融往往面临诸多挑战。”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

多种形态金融应形成合力推动普惠金融

今年1月份,银监会12年来首次进行的机构调整中,新设立了普惠金融部,对P2P平台、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非持牌机构进行监管。

我国目前发展普惠金融面临几个矛盾,包括城乡金融不平衡;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和东部不平衡;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不平衡,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约80%,间接融资特别大;银行机构中,大中小银行的不平衡,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60%以上。过去普惠金融做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机构在农村获得的存款大量流失转移到城市,中西部存款大量转移到东部,这实际上是对普惠金融的逆向发展,因此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小贷公司是‘被迫’地承担了普惠金融的任务。”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金东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嵇少峰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和银行服务的客户相比,小贷公司的客户质量较差,其管理成本也远远超过银行,并且没有享受到政策的扶持和优惠。“但小贷公司确实在扶持小微企业,这就是他们经营困难的原因。”他认为,小贷公司发展的泡沫期已经过去,在目前实体经济持续下滑、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小贷公司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都在进一步缩减,这种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将会导致小贷公司的大面积死亡。

要扭转上述不平衡,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前中国的普惠金融,既缺商业性的小型金融机构,也缺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普惠金融,更缺合作金融来支撑普惠金融的实现。所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三种形态都应发挥作用,形成合力,优势叠加、功能互补,并落到实处,这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理想状态。

“小贷和网贷等机构,由于服务对象符合普惠金融的要求,对于普惠金融体系是个有益的补充。普惠金融的主力还是农信社、农商行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

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

某省联社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农信社和农商行主要通过三大方面在做普惠金融:为“三农”、小微等弱势群体提供的小额贷款、延伸至偏远地区的网点覆盖面、服务到田间地头和送金融知识下乡的庞大员工队伍。“农产品行情波动大,小微企业寿命短,农信社的业务绝对算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不计成本地做普惠金融。”

当前如何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我在此仅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农业保险在普惠金融体系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江泰保险农业保险部经理郭永利对记者说。他指出,农业保险不但以经济补偿的方式保护农民,还可以通过与银行的互动撬动贷款,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建议一是落实设立普惠金融基金的设想。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曾提出这一概念和设想,他的观点是可将所有金融机构营业收入的1%抽出来放进设立的普惠金融基金,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好主意。可以由国家指定用途、运营机构、运作流程和监督管理规则,统一调度,用于三农为主,同时兼顾城市的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制定一套普惠基金管理办法来支持三农和城乡弱势群体对金融的需求,可以解决当前争论不休的农村、中西部地区用不了这么多钱的矛盾,也可能解决存款主要用于农村的实际操作问题。

保本微利需政策扶持

建议二是大力发展合作金融。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另一大“短板”是合作金融在减少,甚至要消亡。合作金融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形态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企业型金融体系的要义。

“普惠金融要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操作,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潘功胜说。

事实上,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在全国中西部为主的地区的约1.97万个贫困村开展了“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现有近百亿元的资金在周转,这是非常现实、宝贵的合作金融的雏形和基础。村一级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相当于国际上被称为village-banking类的机构,相当于农民在村里自己组织的小银行,可以吸收社员的存款、放贷,农民以资金入股成为股东,在社员之间进行资金互助。

“我很赞成‘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这个提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说,“但实际上这个观点能否在高层和业界、决策层和服务主体间形成共识是一个问题。”

这种合作金融的雏形和基础应保留下来,加以专业培训和管理、进行有效运行和风险防范制度机制的规范引导,完善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呵护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壮大。本着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别指导的原则,在法律上承认其合法地位,建立起农民自己的真正的合作金融机构。如发展得好,政府和金融机构则应该进一步对其提供支持和帮助。

曾刚认为,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保本微利地开展成本高、风险高的普惠金融很难做,金融机构也很难把握尺度。毕竟资金价格高是客观存在的,即便银行已经做到保本微利了,对于贷款者而言还是融资贵。

2009年,银监会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推出三种新型金融机构,其中就有一种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目前批准了49家,而财政部和扶贫办推动的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开展得红红火火,形成了农民初级的合作金融形态。因此,这近两万个贫困村不应任其自生自灭,而应以此为基础,真正使之发展成为合规的有前景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对其的规范管理,可以参考银监会2007年出台的《农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的主要原则。

中和农信是一家致力于为农村贫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的社会企业。“我们去年发放了28亿元的贷款,但惠及有效客户数达到25万多户农民,而利润则是1900多万元,利润率还不到1%,是真正的‘保本微利’。”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说。在他看来,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对企业的道义挑战。很多人认为对贫困农户提供的贷款,不应收取利息或者应收取较低的利息。而扶持政策的缺失,是制约中和农信发展的另一阻碍。

建议三是扶持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合作金融和社会企业的另一种形式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即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且可实行自负盈亏的机构),它是学习借鉴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的产物。目前在中国有300多个公益性的保本微利小贷组织,它们在贫困地区帮助弱势群体,只对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民放贷,利率适当,单笔贷款额度集中在几千到上万的小额贷款,而且,不少机构已实现保本微利和可持续发展。这类组织也是普惠金融的践行者。如果把上述三种形态的金融组织做好了,中国的普惠金融就迈出了一大步。

“既然提出了普惠金融概念,应该在金融机构体系的准入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他说,“目前国家对普惠金融的补贴力度其实不小,但很多政策都只对金融机构开放:例如10万元以下涉农贷款享受税收减免、支农再贷款的财政补贴等都只对金融机构进行扶持,很多在民间从事金融活动的小机构、组织、NGO和社会团体都被排除在政策扶持之外,应该放开对非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

最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指导方针后,如何把普惠金融落到实处,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因地制宜的试点,顶层设计是“看准了的东西就可以做”,比如说设立“普惠金融基金”,就可以率先出台一套方案。对于合作金融和社会企业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从下而上的试点加以推动可能更适合当前的实际。

“虽然国家已经给了很多支持,但有些地方做的还是不够。”上述省联社负责人表示,“比如涉农税收的减免与实际成本的不匹配,按照涉农、小微贷款增幅来对金融机构进行奖励也不合理;农信社因为贷款基数大、增幅不明显得不到奖励;而一些其他机构由于基数小,反而增幅很大,得到了奖励。”此外,他还提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后,服务的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扶持的政策却没有了。“顶层设计还存在不足,没有把农业保险当成普惠金融去看待和支持,造成许多应该给予农业保险的补贴被商业保险公司平分了。”郭永利说。

“发展普惠金融,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投入,农村金融机构毕竟实力较弱,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偏小。”曾刚说。他认为,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首先应该是进行差异化监管。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风险本来就高,资产结构又单一,而其中风险资产往往都是与“三农”、小微相关的业务,不应和大银行一样按照那么高的标准来监管。他指出,监管层对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提出“三个不低于”要求,尽管在监管导向上鼓励其提高不良容忍度,但在监管实际要求上又没有体现出对于这一块的风险容忍度。“整个普惠金融体系应该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资金加上财政财税扶持来构成,同时还需要一个好的征信体系帮助金融机构来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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